剧话:“要有一个好的伶人,更得有群好的观众”

剧话:“要有一个好的伶人,更得有群好的观众”

作者:文载道(金性尧)

前记

几年来因时常看看旧剧的缘故,虽然说不上有什么研究或评骘,但还可以说是一个台下的爱好者,像我对于旧艺术中的书画等一般。这一篇文字,也就是我很久想动笔的——记得从前碰到本刊吴江枫先生时,曾经说起我打算写几千字剧话。当时他似乎表示有点踌躇。因为我不是一个有名有实的所谓“剧评家”,写的东西因而也不能适合“剧评”的水准。但我终于不量力的写出来了。原因的一部分,则正惟其我不是一个“剧评家”,我可以无须严格的顾到“剧评”的逻辑,或有条有理的作分析与批判。换言之,这依然是沿着我向来杂而无当的作风,加上平时的视听所及,阅读所得,以别人的材料跟自己的意见凑成一篇小文而已。想起目前上海滩上的许多红极一时的“名伶”,和莫名其妙的“剧评家”,居然都可攫得“盛名”,我似乎也可厚颜一下了。其次,因为我平素极少跟一般伶人来往,而对于“捧角”一道尤毫无心得,所以凡有涉及的地方,恐怕也多少可以减少一点纯主观的捧、骂的嫌疑。但因此而引起我对旧剧方面的隔膜和疏率,也是很自然的了。这都应在这里先加申明的。

在目前的百物飞腾之下,要想找寻几小时官能的享受,说得寒伧点,实在也感到有点儿重压。翻开日报游艺广告栏来看,单是旧剧一项,虽然是京海纷陈,五花八门,可是一看到旁边的票价,几乎都在二百元以上。像这次黄金的麒麟童、黄桂秋之局,竟高到二百八十元。而配角方面却难得有几个可以收“红花绿叶”之妙的。比之两年前有几台盛极剧坛的义务剧,最高价也不出五十元来,则对这小小的梨园沧桑也难免感到“世变之亟”吧。可是在戏馆老板方面,据说并没有什么大的利润,因为较之其他物价也只涨起二三百倍。有人说,过去的戏价向比西菜来得贵,现在却还赶不上西菜价,就可推想戏价实在并未“涨足”。其间的最大原因,自然是受伶人包银的影响。例如要邀“京朝大角”,就必须以“联钞”来计算,还再加上舟车膳宿甚至飞机等费用,所谓“重金礼聘”云者,在今天倒确不是过甚其词。至于“本地风光”的海角儿,那只要看这番麒麟童跟戏院所谈条件之苛,便不难想知,何况还有其他的二牌三牌……之类,记得事变前麒麟童从北方铩羽归来,在天蟾演出时,有一位先生送他对联中有“坐看竖子成名”的话,大约指他的门弟子而言,可是目前的这些“竖子”,也何尝不一个个自标一格,身价十倍呢。而按诸实际,麒门弟子中如陈鹤峰、王富英、杨宝童辈,姑且撇开唱工不论,单论他们所自诩的“做工”,也无不流于油滑、粗野、稚弱,至于夸张过火,那根本是麒门的特色,不是我私人的偏见,且待下面再论。

周信芳、刘韵芳之《明末遗恨》

世上任何种职业,除了本身的能力、才学之外,有时候就逃不脱机会、风气的支配。这只要看一看这位实大声宏的金少山,在上次某戏院演出时,居然以净角而挑大梁,并且还同样的包银要用联价来算,就可见一斑了。可是在十年前,他在天蟾大舞台等演唱时,牌子不过挂到四五牌,做的也是连台戏的彭公案中一个配角。有人还揶揄地说,他的戏最受欢迎的还是三层楼看客,因为他的喉咙较任何人来得响亮,正像当年的小达子。所以在那时候的看金少山,实在是一件极平易的事。然而也真是所谓“士别十年”吧,在老成渐归凋谢的此刻,而屈指一下净角的话——尤其是在上海,不易看到郝(寿臣)侯(喜瑞)戏的观众,对金少山当然要更其刮目相看了。这也就是金能在今日之剧坛坐拥大名的主因。其实,除了他天赋的佳嗓之外,论到演技的精美,郝寿臣就要比他强。像《战宛城》《群英会》的曹阿瞒,《醉打山门》的鲁智深,其气度(即架子)和武工,即非金所能匹敌。反之,在经不起时间淘汰的不幸的一群,他(她)们晚境的偃蹇潦倒,确也令人为之太息。

金少山与李万春

这里的原因固然很多,但是那骎而逝的岁月——特别是以色相为基础的旦角,不能不说是一种劲敌。他们的功力技术,虽克服了不少的磨难,然终无法克服这无慈之时间!——本来,“时间”对一位戏剧演出者有得也有失:一方面是通过“时间”这一条件,造成他的苍劲圆熟和醇厚,提高他的声誉地位,一方面则鬓丝渐深,精力渐衰,手法渐疏,真成为人老珠黄不值钱了。这观乎话剧《秋海棠》中这位男主角的升沉,虽然一半是受恋爱的挫折,可是一等到他想重起于红氍毹时,就不能不零落而为卖命的武行了。而“秋海棠”似的故事,也很普遍于梨园,所以一般看过的伶人,差不多都要一洒同情之泪。

再就事实来说。艺名“小子和”的冯春航,在当时也是江南旦角中数一数二的。民国初年,柳亚子等还因此而各立门户之见,分为冯贾(璧云)两党,足见其际遇之盛。可是经过几度的红了樱桃,绿了芭蕉之后,他的名位就慢慢的坠落,不能再在舞台上争一日之长了。前年我由朋友郑过宜先生的介绍,在冯家见到这位卓绝一时的红旦角时,已经显得异常之憔悴尪瘠,处在贫病交迫之中,连医药费都很拮据,而当年狂捧他的人,不用说也一个没有了。看这情形,怕是谁都不会想像他在当年具有如此之魅力,而倾倒大江南北的顾曲者吧。但当我看了看他走红时的剧装的留影,觉得眉梢眼角间确有一分骀宕的情致,看不出这是一位男人所扮,那里知道这张剧照的主人在日后竟落得这样一种命运呢!当时不禁使我记起黄仲则“老大飘零人不识,月明低唱念家山”的诗来。仲则自身正是一位饱经忧患的侘傺诗人,所以凡是这类材料形诸笔墨,无不凄凉绝代。

不过“予生也晚”,有许多著名的老伶工,我已经无法看到他们享名时的作品了,故只有从文献里略可想像。如鹿原学人《京剧二百年历史》中二六九页有记冯子和云:

冯子和一名小子和,字春航,上海人,本年四十一岁。为孙菊仙之弟子,以花旦而兼青衣,特长于新剧,并善跳舞。自编之剧不少,如“红菱艳”“冯小青”等是。以上海为根据地,在新舞台亦舞台演唱最久。曾忆民国元二之交,为春航极盛时代,当时海上捧角家,有冯贾(璧云)两党之分。旗鼓相当,互开笔战,两不相下,曾几何时,而色艺俱衰,投身商界矣(闻在某交易所)。抚今思昔,不胜感慨系之。为人极开通,尝慨然于伶界子弟半多失学,曾办一伶人学校,独力支持,专收贫而无力者,俾略通文字,为将来易谋生计地。若春航者,可以风矣。

冯子和

照这书推起来,我碰见冯氏时(民国三十一年),当是五十五六岁了,这对别的角色,或者还可应付,但在旦角,就无论如何的无法叫座,也无怪困顿至此了。不过我因此而稍有点感慨,要是鹿氏的记录可靠的话,那末,冯对伶界在其自身成绩的表现之外,还曾经作了点公益。而在他抱病以至身死时,伶界方面却很少有过救恤。我虽然是一个局外人,也感到不但像冯子和那样的对于伶界有过贡献和裨助的,应该在贫老无依时予以赒济,便是等而下之的老大飘零者,也应对他们生活有所保障。特别是在旧剧渐趋落伍的今日,更须对新进的加以提掖,对衰老穷乏的加以扶助,也是力争出路的一种表示。虽则我也听说上海伶界联合会已经做到一部分了。

此外,跟冯同期间享名如上述的贾璧云及毛韵珂、赵君玉等,没有一个不是凄惨萧索而终。所以到这里倒不能不为梅畹华(兰芳)的退休,程玉霜(砚秋)的栖隐,觉得幸运而又聪明了。但另一方面,对于有做爷爷资格如荀慧生,小翠花等在台上还逼尖声带,一跷一拐地学二十岁女儿的扭捏之状,虽然感到有点肤栗,然一想到他们的“所为何来”时,却多少的要忠恕一步了。

话说回来,年龄对于一位伶人的影响,固如上举之严重,不过一半还得靠伶人自己的修养。有许多人为了走红时太放恣于情欲嗜好,到了年岁稍大就随着事业一同堕落了。反之,像杨小楼,梅兰芳等,即因平素能自己检束,与不断的磨练,所以还能给人以无尽之向往。记得我看杨小楼时,还是他跟马连良(旦角不知是否梅氏)等一同出演于大舞台,演的是《长坂坡》,由杨饰赵四爷,而马饰刘先主,好像后面还带马的《汉阳院》,可惜当时年岁太浅,至今印象就很淡漠,无从领悟它的精萃。不过后来长城唱片公司,曾灌过杨梅合唱的《霸王别姬》,虽无法看到他们的表情,但单是杨的对白,已有压倒余子之概。再加梅的虞美人,说得夸张点,真可谓“人间那得几回闻”了!杨的说白,不但铿锵利落字字交待得妥帖,而且真如“掷地作金石声”的硬朗清越。他描摹当年项氏的愤怒,感慨,刚愎等地方,每一转折,仿佛文章之有顿挫,每句有每句的迫人的情绪。如“酒哇来”一句,描写一位命运的摔交者借着杯酒一泄他胸中郁闷之气,使周围顿时陷在悲凉喑咽的空气之中,而为这对拔山盖鼎和宛转低徊的英雄美人,掬其无限之同情。—仅仅这三个字,杨小楼的传神的力量有如此者!我自苦见闻太少,但光就我唱片中所听到的霸王说来,杨而后恐不作第二人想了。金少山虽是因搭梅的霸王而攫了大名,然比了杨小楼,真不可以道里计了。特别逢到金因配虞姬的只是一个普通的旦角时,更加显得没精打彩,如他和以“打花鼓”拿手的“美坤伶”华慧麟合演时,上场念“孤与刘邦曾割地,他占东来孤霸西”时,这“西”字用齿音(即尖音)而尾以鼻音,照例很可一显他的“劲”道,状项氏开始时的骄荣之态,金少山却轻描淡写的滑过。—这也是金氏演剧的一大缺点。有的地方固然声色灿烂,非常卖力,有的地方却松弛平淡,全要看台下看客的眼福如何了。

本来,《霸王别姬》这戏,理应由霸王作重心,以虞姬作映衬。可是因梅兰芳的名誉技艺较金少山为高,反而弄得喧宾夺主,观众也移其兴趣和注意于虞美人;后来竟司空见惯,不以为奇。等到杨小楼出演后,才至少把项、虞两角平分开来,相互渲染。所以听说以梅氏声望之隆,但跟杨合演一台时,自愿以头牌相让。自然,这一半因杨的辈分资格究较他为老,也有点尊重的意思。不过任何艺术部分,必少不了“曲高和寡”的现象,有许多看惯金少山的实大声宏的霸王,反感到杨小楼演来为不合他们胃口,尤其以武生饰此角认为突兀,而不知自己正是一种乡愿之见。

梅兰芳、杨小楼之《别姬》

其次,有人看《别姬》,也以“舞剑”一声为全剧的高潮,这几乎是京海一致的看法。但从严格的艺术的格律说来,其实是已破坏了悲剧的和谐统一,将舞剑前的一团慷慨噍杀的空气反而冲淡了。只是历年来观众已有了这种看别姬不可错过舞剑的先入之见,故说起来,也颇有“可与知者道,难为俗人言”的感慨,而且平剧中类此矛盾歪曲、模糊之处甚多,徒觉挂一漏万,无法枚举,惟因“别姬”是梅大王生平杰作,不得不略为提及罢了。

这里话说转来,年龄之于伶人们虽然是一种威胁,如前所述的各点,但除了旦或其次的武生之外,对于须生,就比较不甚重要。而且在某几出戏中(如所谓衰派戏),倒是因伶人自身年事的迟暮,反而显得身分,气度的合拍。如言菊朋之演《四郎探母》,《梅龙镇》,固觉伧俗可怜,然他演《白帝城》,演《李陵碑》,却占了年老的便宜,与刘先主在白帝城临终时的衰飚凄凉的神情恰相合拍。又如《李陵碑》中的杨继业(本篇只据京剧剧本而论,至于是否跟正史相合自是另一回事),描写一所谓“烈士暮年”而又困居塞上,“前无粮草后无救兵”,左右的骨肉死亡离散,被厄于绝路的老将的无望无告之遭遇,曲曲演来,令观众同其哀痛委曲。而从他的一惊一悲的小动作上,如在塞上看见寒雁,如将战甲披得紧紧地作出呵冻之状,都能使观众引起一种秋的联想,仿佛迎面有风沙落叶萧萧而下,身心间起了一缕飕飕的寒意,像我看过故宫藏的五代人的《雪渔图》,和李迪的《风雨归牧图》样。同时,角色所唱的又是反二黄,正适宜于这些孤寂凄清的场合,从“我的大郎儿”的纡徐抑扬开始,逐节紧迫,逐密接,至后顺流而下,一气呵成,显出磅礴淋漓之快,给人一种悲壮深远和沉痛的艺术的美感,使台上台下的缭结的情绪得到一个倾泻!尽管舞台上站的只有孤单单的一个人,但不觉其单调闷损,而只觉其肃杀徬徨。这固是言菊朋艺术上的造诣有其不可及处,但在他暮境不甚得意时演来,也成为他自然而卓绝的一个条件,如我后来又看到谭富英所演的就不及他多了。我觉得以谭富英的身段、面部、气魄殊不适于靠把戏,而马连良却具此三者之长,大可一漏,但就近年来的纪录看,恰与我说的相反,也是很奇怪的事。

言菊朋之《李陵碑》

年龄和艺事的关系,不但言菊朋如此,就是单靠唱白的鼓王刘宝全,他唱《白帝城》时,似乎也从银须飘动上钩起了听众对“先帝爷”当年之想像同情来,比刘氏唱《黛玉葬花》等为“逼真”多了。

总而言之,像一切艺术工作者一样,还得“写你最熟悉的”,“演你最擅长的”!“自作聪明”其实是笨伯,而“藏拙”却是艺人的不易之座右铭。诚然,必要的“尝试”也是使他的作品开阔之一法。但这在一个技术名望都有相当成就的人,却需要谨慎,需要选择,因为你从本分以外得来的成功,例如唱开口跳的偏要漏《群英会》中的蒋先生,《刺汤》中的汤大老爷的方巾丑。人家并不怎样重视,失败了,却连这点已有的特长也受到影响,或者动摇。我喜欢看李万春的武戏,有人说他气量太小,得罪他的尊长。这没有关系,他有他的功夫在,我们欣赏他的只限于舞台以内。然而近年来他却时常要闹“一赶三”的把戏,如《群英会》的孔明鲁肃和关羽。依我看,这三个角色全都不适合他的。只要他的《林冲夜奔》的色泽能够长此绚烂,又何需乎杂而无当的“一赶三”的虚衔?而且,他甚至还会来一套男《纺棉花》:《盗魂铃》!几乎学遍了南北名角的拿手戏。自然,这不怕没有观众,上海人就吃这一功,但严肃的检点一下,就觉得那样乌烟瘴气的魔术,在稍知自爱的海派也不屑一试的。在这一点上,是上海人的胃口害了他,是他们自身的一点小聪明害了他,连近年南下的一些京角也都沾上这种脾气,前有吴素秋,后有童芷苓,那一个不是满载而归?但她们艺术生命也将渐渐缩短了,幸而她们毕竟还有几部站得稳的戏,胡调尽管胡调,正经却也正经。至于既没有功力,又说不上聪明,单靠所谓“人缘”如王熙春之流,还是在家做少奶奶纳福,她有这么温存的丈夫!然而没有用,她有她的观众,恰如王美玉的文明戏走红时的观众,并未输于唐若青孙景璐们。这可见得我们观众的水准!西洋有一位医生说过,要有一位好的医生,也得有个好的病人。我现在也可以说,要有一个好的伶人,更得有群好的观众。像目前这么一团糟的局面,不消说好的带坏坏的幸运了。然则又何怪余叔岩死不肯到上海来!

说到底,《纺棉花》,《大劈棺》,究竟是让娘儿们玩玩,趁着这短短的青春还在,乐得挣着些儿。至于李万春等,他应该想一想他的无限量的前途,何必与她们争一日之长?有所得的也必有所失,但中间的分量却尽由自己选择。这是说,还是迁就于庸俗的飘忽的风气呢,还是让作品的根柢扎得深,打的稳,敞开胸襟,放大眼光,向远处凝眸?看一看戏剧史上几个杰出的前辈,如何在十年廿年百年后,人虽腐了蚀了,但名字仍辉照于后人的口碑之上,经得起时间的淘汰,裁判,而反之,取媚于一时的虚荣,终至非驴非马,白首无成而困顿以没的,也是大好的殷鉴!

吴素秋之《纺棉花》

童芷苓之《纺棉花》

人毕竟是平凡的人,而驳杂永远是精深的敌人。迷信天才,投机取巧,不自量力,贪多务得,对于任何的艺术工作者,有一于此,他或她的前途就决不会“无量”。所以在京派的须生里面,我还是喜欢谭富英,杨宝森,不,应该说是他们所代表的倾向。他们所演出的始终是这么寥寥几出,而又是大家所熟悉的戏。《探母》《乌盆记》《碰碑》《二进宫》《失空斩》……但同时,也正是他们所最擅长的,听一回有一回的风味。“货真价实”,宁缺毋滥,醇厚,精专,不追逐一时的风气,不侥幸于短暂的得失,而忠实地在他们的本分以内贡献其特长,要是旧剧果真要被时代淘汰没落,那末,靠些“改良”之类的幌子,怕也挣扎不了多少。否则,二百年来所延传的一些旧剧的艺术的精华(那是经过悠长的时间,与无数的人力千锤百练之所得),也仅在这些神而明之的说白,唱工,动作,姿势上面,必须一贯而和谐的保持下去,在朝夕万变的时代中延此飘摇之一脉!这是旧剧的悲哀,也是伶人自身忠于本分的唯一责任。

最后,要说到上述的称为江南须生翘楚的麒麟童。他在今日之能受到广大的观众之赞美,自然决非幸而致之,而有其自身的功夫与魅力。例如他的名著《明末遗恨》,演来确能使台下为之泪下,对于这位末路帝王,油然的起着同情之感。特别是最末撞钟一场,在角度动作,念白上,以最紧张的场面,却以很从容的手法写出,这怕是“瘟化”的京派所不能及。次如《打严嵩》的邹应龙,《群英会》的鲁子敬,《青风亭》的张老儿,《八大锤》的王佐,皆可以说是他的“绝活”。邹应龙对严嵩对白之清脆诙谐,鲁子敬在周瑜诸葛亮之间的周旋调和,简单而笼统的一句话,就表示出他确能“做戏”,或者说,将戏做活了。有几个演鲁子敬的人因为刻意要传达他个性的忠厚,诚笃,结果反变成庸懦颟顸,那就完全失其真相了。

又如我初次看他的《青风亭》,也许因我感情太柔弱的缘故,两眼竟至于润湿起来,打了几个战栗。还有一个优点,是他做戏的严肃卖力,不像有些人时而松弛偷懒。不过“有一利必有一弊”,他的优点正跟缺点同样的发展,那便是夸张过火,跟京派的“死样活气”同时过与不及,而不喜欢麒麟童的人的原由正在这里,一方面也是“海派”艺术的特色。如他之演《群英会》必带《华容道》,一到他饰关公,因为太卖力了,去关壮缪的“缪”字太远了,所以有人讥他为“强盗关公”(至于他个子不及林树森们之修伟魁梧,虽也是扮关公的一种缺陷,但这究是天赋所限),这是说他的技艺虽觉从容纯熟,但和艺术之最高标准的“炉火纯青”还有一段距离。

又如他之演《翠屏山》“杀嫂”的石秀,其火爆偾张处,倒真可当“拚命三郎”而无愧了。这便是构成观众对他爱和憎的一个关键。再次,是他的唱工。这也是为了天赋所限。有许多人说,麒麟童的做工虽惬人意,但他的唱工无论如何不敢使人领教。所以他从前在北方演出时之不得意,这也是一个大原因。不过我觉得他的嗓子虽然极其沙哑,但在某些戏里而用二黄的话,似乎倒也有悲凉激越之致,至少不会因他的唱工而减色。不过他近年忽然要唱起《探母》《空城计》来,那就太无自知之明了。后来听说他自己也知道这于他有损而无益,只好依然的藏拙。以马连良身段之佳,观众之盛,虽在唱片中灌过《定军山》之类,但就我近年所知,尚且始终不敢漏靠把戏,甚至连《空城计》《别母》都不敢轻易演唱呢但麒麟童的唱工纵然尚不讨厌,也须以出诸他自己之口者为限。至于一批他的“信徒”,也横一句“我主爷”,直一句“好一个”,这才令人为之作呕。最肉麻的明明是自己嗓子恶劣不如人,却偏要挂上“麒派”招牌自掩其陋,那更是画虎类犬了。这在麒本人虽出无意然无意中已开下这种肉麻当有趣的风气了。而要挽回旧剧的颓势,那种现象就该加以廓清。

(《杂志》1944年第14卷第1期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