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梅兰芳:爱国要切实去做

2021-05-03 04:55:51

  梅兰芳:爱国要切实去做

  【大家·同心同行】

  提起京剧大师梅兰芳,可谓无人不知,无人不晓。如若说到梅兰芳还是一位中国共产党党员,相信很多人会是一脸茫然,甚至愕然。梅兰芳确实是一名共产党员,虽然他的党龄只有两年多。

  梅兰芳一生严于律己、追求完美,不仅在台上而且在台下抒写下壮丽辉煌的人生。加入中国共产党,是他人生思想信仰的“点睛”之笔,使得他的思想实现了一种新飞跃,使得他的人生进入一个新阶段,成为“一代完人”(陈毅语)。

  真是一位好同志

  梅兰芳于195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,而他对共产党较为深入的认识,是从上海解放开始的。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,这一天清晨,梅兰芳上街了。在建国东路,他看到解放军战士军容整齐,都睡在马路边。回家后,他称赞共产党军队纪律好极了。(福芝芳《回忆党教育下的梅兰芳同志》)紧接着,梅兰芳从上海迁往北京居住,先后担任中国戏曲研究院院长、中国京剧院院长和中国戏曲学院院长等职。在参加革命的同时,他萌生了入党的愿望。在梅兰芳看来,自从新中国成立后,“在党的极大关怀和教育之下,我认清了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,通过革命的伟大胜利,祖国的伟大建设和党大公无私地为人民、为整个人类谋福利的伟大措施,我深深地受到了感动,使我真正认识到党的马列主义的真理,也认清了作为一个艺术劳动者所应走的正确的光明的道路。”(梅兰芳《入党志愿书》)不过,梅兰芳觉得,“几年来,虽然我是热爱党的,在主观上也还是努力加强着政治锻炼,但是非常不够的,因而我久已渴盼成为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员的愿望,不好意思向党表示”。(梅兰芳《入党志愿书》)梅兰芳认为:“我希望成为一个共产党员,但现在还不够条件,要进行思想改造,我是从旧社会过来的,思想改造是非常重要的。”(福芝芳《回忆党教育下的梅兰芳同志》)他对党有个逐步认识的过程,同时因为对入党看得很重、很神圣,所以对自己的要求也格外高。

  那么,他为何在1957年申请入党呢?梅兰芳说:“我已经参加了社会主义革命事业,天天正在做着我应当做的工作,将来还要把晚年的精力放在培养后一代的任务上面,如果自己还没有锻炼好,怎能够把现在的和将来的工作都做得好呢?所以热烈希望及早参加党组织,直接受到深入的共产主义教育,使我脱胎换骨,改造得更彻底,才可以放心大胆贡献出所有的力量,我今天才申请入党,不算早了,不能再等待了。”(梅兰芳《自传》)他的入党志愿书写于1957年12月,入党《自传》写了近万字,详细汇报自己的经历、社会关系、家庭情况及入党理由等。他在这个时间点提出申请,有一种时不我待的责任感和急迫感。1959年3月16日,中国戏曲研究院党支部研究同意梅兰芳为预备党员,3月23日,中国戏曲研究院党员全体大会决议同意梅兰芳加入中国共产党。7月1日,举行了入党宣誓仪式。

  梅兰芳的入党介绍人是中国戏曲研究院党委书记、副院长张庚和中国京剧院党委书记、副院长马少波。关于梅兰芳的入党介绍人,还有点小故事。周恩来总理非常关心梅兰芳入党之事,曾对马少波说:“梅兰芳同志要入党我很高兴。程砚秋同志入党时,我曾做过他的入党介绍人,你去征求梅兰芳同志的意见,如果他有此要求,可以援例而行。”当马少波向梅兰芳转达周总理的关怀时,梅兰芳恳切地说:“总理的关怀和信任我很感动。他做砚秋的入党介绍人,我也感到荣幸。但我想文艺界知名人士入党的很多,如果大家都援例要总理做介绍人,总理如何应付得了!我是一个普通共产党员,不应特殊,我希望中国戏曲研究院和中国京剧院的两位党委书记张庚和您(马少波)做我的介绍人,这样有利于党组织对我的具体帮助。”周总理听说后,高兴地说:“梅兰芳真是一位好同志。”(马少波《自叙》)这一年,也是新中国成立10周年,梅兰芳在这一年排演了他新中国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新戏《穆桂英挂帅》,该戏也成为梅兰芳晚年一部代表作。在入党宣誓仪式上,梅兰芳也讲到该戏的成功,“如果没有党的领导和编导、剧团同仁以及文艺界朋友们的大力帮助,我想把这个戏搞好是不可能的”。(引自谢思进、孙利华《梅兰芳艺术年谱》)

  从伶界大王到京剧艺术家

  新中国成立后,梅兰芳以极高的热情投入到人民的戏曲事业中,担任戏曲领域许多重要职务。其时,他已经50多岁,却始终活跃在新中国的舞台上,到全国各地,为基层服务,为工人、农民和广大解放军指战员服务,到抗美援朝前线,到福建前线,慰问和鼓励那些最可爱的人。他每个档期的演出,不是一天两天,也不是一场两场,而是一个月、两个月甚至三个月,不是以他为招牌,而是以他为主演。以1956年的演出为例,1月在北京,2月在南京,3月在泰州、扬州,5月26日至7月16日在日本东京、福冈、八幡、名古屋、京都、大阪等地,9月在北京,10月上旬在上海,10月中旬在杭州,11月在南昌,12月在长沙。1957年1月,又从长沙直接到武汉,受寒感冒,嗓音发哑,病休后又在武汉演出,包括为武钢建设者作了两场慰问演出,一直到2月25日回到北京。从日本回国后的这次浙、赣、湘、鄂演出,前后持续达近4个半月,这时的梅兰芳已经62岁,这需要具有怎样的精神和力量?梅兰芳平易近人,在各地演出,他提的唯一条件是,压低票价,希望让更多的观众能够看到、看得起他的演出,许多售票点需要想尽办法维持购票秩序。这次演出产生很大影响,包括毛泽东主席见到梅兰芳都询问:“你几时回来的,这次走了不少地方吧?”(福芝芳《回忆党教育下的梅兰芳同志》)

  随着一次又一次在新中国舞台上的演出,梅兰芳逐渐完成了从杰出的、爱国的“伶界大王”向有理想、有信仰、有高度文化自信的京剧艺术家的历史过渡。这样一种转变和升华,与时代发展及共产党的领导密不可分。梅兰芳的视野格局、思想和世界观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,确定他找到方向,知道自己的艺术为谁服务,目标是什么。所以,共产党领导下的梅兰芳最后之十余年,真正从文化和理论两个层面明确了“梅兰芳”的意义,他大江南北、城市乡村、厂矿部队不遗余力地去演出,是一种认识了艺术真谛和自我价值的回馈与报答,所以他每到一地所迸发的民众“狂欢”和热情,是艺术与观众最本原的交流、融会。

  而梅兰芳能够臻于此境,却非一朝一夕,是他长期积累的结果。他8岁学戏,11岁登台,却并无天分,靠的是勤奋与锲而不舍。1913年在上海演出,声名鹊起后,继谭鑫培成为新的“伶界大王”,在京剧旦行与程砚秋、尚小云、荀慧生号称“四大名旦”,是时尚的宠儿。人们多关注和了解梅兰芳表演艺术的精湛,而梅兰芳所以能够不辜负众望,没有半途而废,而是不断取得新的成就,是与梅兰芳所秉持的家风传统、他注重个人修养、严于律己分不开。

  梅兰芳的祖父梅巧玲,是清代同治、光绪年间著名旦角演员,为著名的“同光十三绝”之一,30多岁即执掌著名的四喜班,深受梨园同行的爱戴与尊敬,乐善好施,同行遇到困难,他尽其所能予以帮助,“焚券”“赎当”的轶事在梨园界广为传颂,有“义伶”的美誉。梅兰芳秉承良好家风,做人和善谦虚,包括他少年得志,成名以后,没有不良嗜好,各界人士以及媒体多称他虚怀若谷。他乐于助人,参与社会各种公益活动,义务戏演出是其中一个重要内容。这些义务戏演出,无论是救助贫苦同业,或赈济灾荒,或爱国筹款,或慈善救济,梅兰芳都当仁不让,也是最具号召力的演员。1925年“五卅惨案”发生后,上海全市“三罢”即总罢工、总罢课、总罢市。为对罢工工人进行补助,梅兰芳积极推动梨园公益会发起义务戏,他和杨小楼、余叔岩、尚小云、马连良等名角都出场演出,“尽纯粹义务”。梅兰芳还率领自己承华社全班人马演出义务戏,把所有收入捐献,他本人又另行“捐助学界募捐会洋五百元”。(《梅兰芳发起义务戏》,《社会日报》1925年6月11日)1932年“一·二八事变”发生后,各地爱国人士,纷纷解囊,筹集前方将士医药等费,梅兰芳积极参与,“亲演双出,共筹款八千余元”。(《梅兰芳演义务戏捐助伤兵医费》,《京报》1932年3月7日)还与承华社同人独立举办义务戏筹款,受到社会各界的肯定。各类义务戏演出,梅兰芳都是人们首先考虑争取的对象,他也是最大限度地参与其间,特别是那些慈善和公益性活动,他的名望和号召力无人能及。

  但是我们知道,演员演戏可不是一个人的事,还涉及场面、跟包、配角等等。义务戏名角免费,其他人呢?这里情况比较复杂。事实上,很多时候场面、跟包、配角等所开之价,比平常加倍还多,暗中自然就把主角应得之数,开在账里了。就是主角不是自动如此,他的办事人,也要这样做。这相当于是行内的潜规则。梅兰芳则不如此,“他既答应演义务戏,则一文不要,自己跟包人,自己给钱,其余配角,由义务办事人自己接洽,以昭信用。”这是跟随他多年的齐如山所看到的。为此,齐如山对梅兰芳极其佩服:“他之为人不但谦和,且极讲信用而仁慈。”(《我所认识的梅兰芳》)

  齐如山谈到梅兰芳为人的另一方面是“自爱而讲气节”。他讲了一个梅兰芳的故事:“九一八”事变之后,日本人扶持溥仪在东北成立伪满洲国。在此之前,有人来找梅兰芳,请他于满洲国成立之日去演几天戏,以志庆祝,戏价从优,安全绝对保障,遭到梅兰芳拒绝。如此交涉了几次,此人说:你们梅家三辈都受过清朝的恩典,“天子亲呼胖巧玲”这样的诗句是众所周知的。如今成立满洲国新政府,你们自然应该前去庆祝,并且这与你以前演一次堂会戏也没什么分别,有何不可去呢?梅兰芳回答道:这话不应该这样说法,清朝已经让位,溥仪先生不过一个中国国民,倘他以中国国民的资格,庆寿演戏,我当然可以参加。如今他在敌人手下,另成立一国,是与我们的国家,立于敌对的地位,乃我国之仇,我怎么能够给仇人去演戏呢?来者又说,那么从前的恩惠就不算了?梅兰芳回答:这话更不能说。若严格地说,清宫找戏界唱戏一次给一次钱,也就是买卖性质,就说当差,像中堂尚书等或可说受过恩,当小差使的人多了,都算受恩吗?我们还不及当小差使的人,何所谓恩惠呢?该人无言,事遂作罢。(《我所认识的梅兰芳》)名为请,实则软硬兼施,而梅兰芳是非分明,柔中带刚,不卑不亢,关乎气节大义,寸步不让,他的思想境界于此可见一斑。舞台上梅兰芳多扮演柔媚秀丽的女性,现实中温文尔雅,与人为善,中和有度,而关乎原则大事,他异常清醒,态度鲜明。由此,抗战时期梅兰芳的隐居息演也就不难理解了。

  在国际舞台绽放

  20世纪上半叶,梅兰芳曾多次出国演出,推动中国京剧、中国戏曲“走出去”,在世界产生重大影响,且影响至今。他的访日、访美、访苏演出,让所在国观众了解和欣赏到中国传统戏剧,让国际戏剧界看到别样的戏剧艺术,每到一国都引起轰动,得到多国戏剧界大家的关注和好评,为中国戏曲争得了荣誉。

  需要指出的是,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社会,正处于急剧的动荡和变革之中,传统文化也遭遇前所未有之冲击。在西学东渐思潮影响下,许多激进者对传统文化进行猛烈批判,人们旧有的思想、信仰、理想、道德、观念发生动摇和改变,左右为难。所以,梅兰芳的每次出国演出,所引起的广泛关注和巨大反响已经远远不局限于戏曲界、文艺界,而是一种全方位的瞩目、聚焦。

  梅兰芳出国演出,不是以经济为目的(虽然演出收入是那个年代所有京剧演员唯一的生活来源,梅兰芳也不例外),也没有受到国家委派、资助,有时还要承担巨大的经济风险,但他都置之度外。梅兰芳所做的,是一位中国艺术家的文化自觉行为。在那个年代,像梅兰芳这样有强烈的文化自觉和世界眼光,不以稻粱计而以社稷文化为重的艺术家,可谓凤毛麟角。正如他1930年1月16日在赴美前宴会上致答谢词所说:“兰芳此去,或者能使西方的人们,认识我们中国的戏剧的真相,在两国的文化上亦不无裨益。世界人们的眼光已渐渐集中到太平洋,艺术又何尝不如此呢?”“假使兰芳这次去,因艺术上的接触,得使两国民族增进些许感情,也就是兰芳报答国家、社会以及诸位的一点微忱。”(《梅兰芳游美日记》手稿钞本)

  梅兰芳访美演出,先后在西雅图、纽约、芝加哥、华盛顿、旧金山、洛杉矶、檀香山等城市进行了为期近半年的演出,取得出人意料的效果和好评。梅兰芳是从上海乘坐英国加拿大皇后号轮船到达北美的,再从加拿大温哥华换船进入美国西雅图。在跨越太平洋船上,也发生了很多故事。其中一件事,让梅兰芳和所有剧团团员“太觉难堪”。船上要放映电影,场面本来喧嚣,但随着音乐响起,“全场的空气也蓦地里由谈笑的声中静默下来,随即看见全场的外人,都离座站起来了,昂首直肚,两手下垂,看那神情,个个毕恭毕敬,真是庄严整肃,气象万千”。原来是演奏美国国歌。船上有美国人、英国人、日本人、中国人,接着又演奏其他国家的国歌,“我们很觉得荣幸,今天居然受到了国际仪节的洗礼了”。但很快他们就开始觉得难堪了,“我们华人乘客很多,人家奏国歌,为什么不奏我们中国国歌呢?不一定要富于爱国心的人才奋(愤)慨,凡是我们中华民族,在这情形之下,恐怕没有一人不为之感叹罢?”在轮船即将靠岸时,这种礼节又再次上演,梅兰芳召集同事开了一个会,他说:“细细回想,我们去责备人家吗?我想是不能的。为什么呢?一来因为我们自己的国家,太不图强,自己失掉了国际的高尚地位;二来,国家祸乱叠起,尚未有余暇,顾到这礼节的虚文,今日之局,真是咎由自取。”联系到这次赴美演出,梅兰芳鼓励大家:

  我们这次出去,也就是正替国家努力的一个机会,就大者言之,好好的去演戏,使他们认识我们中国文化的久远,艺术的伟大;就小者言之,平时的一举一动,都要沉雄高尚,努力自爱,使他们了解我们民族的生活情形,打破他们历来对我们的错误观念,随时随地,都要注意他们的长处,拾一些知识带回祖国,以赠送亲戚朋友,作为名贵的礼品。能如此,便是不虚此行,而且尽了一点国民应负的义务,你们为了国歌问题,都很有奋(愤)慨之情,这是很好的现象。在当时,我又何尝不感叹呢?所以我趁这个机会,同诸位谈谈,不必徒事悲伤,应当反求诸己,爱国要切实去做,一步是一步,这才是正理,我与大家共勉之!(《梅兰芳游美日记》手稿钞本)

  在他看来,对此也不必过于愤慨,既做了中国人民的一分子,姑先承担起自己所应负的一点责任。古人所说身修而后家齐,家齐而后国治,国治而后方能天下太平。若是人人能够如此,“我们的国歌,自然有在全世界奏演,使全世界人民肃立致敬的那一天”。这是梅兰芳对团员的勉励,也是自勉。他所期待的这一天,不久就来临了。20年后,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,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,国旗五星红旗高高飘扬,国歌《义勇军进行曲》激荡在天安门广场,奏响在华夏大地。

  由此我们也就更能理解,梅兰芳这位一生追求完美、走向文化自觉的艺术大师对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深厚感情。

  【友人论梅兰芳】

  梅先生成功的秘诀在哪里呢?主要在于他真正热爱艺术,力求进步,把经过长期的、高度的劳动而获得的艺术成就为人民服务。

  ……

  解放以前他和进步人士保持接触没有断过,解放以后他的兴致特别高。他和许多革命青年爱国艺人一起,到朝鲜去慰劳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,回国来又慰问人民解放军——在露天、风里、雨里,就那么演唱;并随地为炊事员为勤务员演唱。他还到各处为工人农民演出,就这样无保留无顾虑把经过千锤百炼的艺术贡献给祖国的劳动人民。他的艺术也就接触了更广大的群众。只有人民翻了身,艺人才有真正的生命,只有中国共产党才真正尊重民族的优良传统,才真正爱护艺术,真正尊重艺人。他的艺术也只有在人民当家作主的今天才能得到了正常发展的机会,和有力的支持。

  梅先生是在中国人民中间锻炼成长的艺术家,他也始终没有离开人民。他从小跟吴菱仙学戏,以后又搭班富连成,学的都是群众所喜爱的剧目,泼辣、有生气,等到成名之后,曾经受到一些封建的士大夫的包围,然而梅先生终究脱出了他们的包围……他在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疯狂的侵略之际,他能以无比愤怒的心情编演《抗金兵》和《生死恨》等剧,处理反抗侵略,鼓吹抗战的主题,对广大人民起了鼓舞作用。解放之后梅先生以高度热情把自己的艺术为广大工农兵服务,大大扩大了自己的观众层,在新的观众的热烈支持下,梅先生的艺术得到极大发展,增强了它的生命力……他的这种饱满的政治热情和不断的学习锻炼,终至使他成为光荣的共产党员,他的最后演出剧本《穆桂英挂帅》,表示了在国家安危之际不顾衰暮,挺身而起,为祖国贡献一切的雄心。这就说明梅先生不是士大夫所能占有,而是始终属于人民、效忠人民的艺术家。

  (作者:刘 祯,系梅兰芳纪念馆馆长)

【编辑:王禹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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